我要一个好书斋,一个好烟斗 | 林语堂诞辰纪念

我要一个好书斋,一个好烟斗 | 林语堂诞辰纪念

2019年10月10日 10:44:23
来源:凤凰网读书

十月十日是林语堂的生日,他出生在1895年的今天。受父亲影响,林语堂生前信奉基督教。17岁时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,之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。他生前著作等身,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便是用英文创作的《京华烟云》。关于林语堂的故事不少,1975年夏,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,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,接替川端康成。会上,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。结果大家都知道:该年,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。据说他生前被鲁迅骂过,但在鲁迅死后数十年间,林语堂对鲁迅却一直保持尊敬。林语堂骂过不少人,却始终不骂鲁迅,而且在各种场合都高度评价鲁迅。他曾为文礼赞鲁迅说:“德国诗人海涅曰:我死时棺中放一剑,勿放笔,是足以语鲁迅。”

翻看这本《林语堂谈人生》,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。在一篇小品文里,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:

“我要一个好书斋,一个好烟斗,还有一个女人,她须要聪明解事,我要做事时,她能不打扰我,让我安心做事。”

“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,无须乎做伪。”

林语堂

一团矛盾

有一次,几个朋友问他: “林语堂,你是谁? ”他回答说: 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,只有上帝知道。 ”又有一次,他说: “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,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。 ”他喜爱矛盾。 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,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,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。 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,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。 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,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。 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,其坦白真实,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。 他对法西斯蒂没有好感,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,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,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,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。

他很爱慕西方,但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。 他一度自称为“现实理想主义家”,又称自己是“热心人冷眼看人生”的哲学家。 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,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。 他感兴趣的是文学,漂亮的乡下姑娘,地质学,原子,音乐,电子,电动刮胡刀,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。 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,藉以消遣自娱。 喜爱在雨中散步; 游水大约三码之远; 喜爱辩论神学; 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。 见湖边垂柳浓荫幽僻之处,则兴感伤怀,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。 一切山峦,皆所喜爱。 与男友相处,爱说脏话,对女人则极其正流。

生平无书不读。 希腊文,中文,及当代作家; 宗教,政治,科学。 爱读纽约《时代》杂志的Topics栏及《伦敦时报》的“第四社论”; 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,及科学医药新闻; 鄙视一切统计学——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; 也鄙视学术上的术语——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。 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; 对女人的衣裳,罐头起子,鸡的眼皮,都有得意的看法。 一向不读康德哲学,他说实在无法忍受; 憎恶经济学。 但是喜爱海涅,司泰芬·李卡克(Stephen Leacock)和黑乌德·布润恩(Heywood Broun)。 很迷“米老鼠”和“唐老鸭”。 另外还有男星李翁纳·巴利摩(Lionel Barrymore)和女星凯瑟琳·赫本(Katherin Hepburn)。

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,全不在乎,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。 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。 他恨穿无尾礼服,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。 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,因为读者对他的幻象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,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象。 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,他就喜爱那个人群; 否则,他就离去。 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,受了感动,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,充任外交部的秘书,做了四个月,弃政治而去,因为他说,他“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,而不是肉食动物,自己善于治己,而不善于治人”。 他曾经写过: “对我自己而言,顺乎本性,就是身在天堂。 ”

对妻子极其忠实,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。 他说: “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。 ”对他三个女儿极好。 他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,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。 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,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,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“献给吾妻……”,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。

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,但自称在中国除蒋公中正及夫人之外,最为努力工作者,非他莫属。 他不耐静立不动; 若火车尚未进站,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,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。 宁愿走上三段楼梯,不愿静候电梯。 洗碟子洗得快,但总难免损坏几个。 他说艾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; 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。 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,艾迪生就会打盹入睡,我林语堂也会。 ”

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,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,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着。

只要清醒不睡眠时,他就抽烟不止,而且自己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。 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。 喝杯啤酒就头晕,但自以为不能忘情于酒。

在一篇小品文里,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:

“此处果有可乐,我即别无所思。 ”

“我愿自己有屋一间,可以在内工作。 此屋既不须要特别清洁,亦不必过于整齐。 不需要《圣美利舍的故事》(Story of San Michele)中的阿葛萨(Agathe)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。 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,亲切,熟悉即可。 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,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。 要有烟,发霉的书,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……”

“我要几件士绅派头儿的衣裳,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,再要一双旧鞋。 我须要有自由,愿少穿就少穿……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,在我的屋里,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,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,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。 夏天我需要淋浴,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。 ”

“我需要一个家,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……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,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,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。 ”

“我愿早晨听喔喔喔公鸡叫。 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。 ”

“我要好友数人,亲切如常的生活,完全可以熟不拘礼,他们有些烦恼问题,婚姻问题也罢,其他问题也罢,皆能坦诚相告,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士多莎(Aristo phanes)的喜剧中的话,还能说荤笑话,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,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坦白自然,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,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。 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,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。 ”

“我需要一个好厨子,他要会做素菜,做上等的汤。 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,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,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。 ”

“我要一个好书斋,一个好烟斗,还有一个女人,她须要聪明解事,我要做事时,她能不打扰我,让我安心做事。 ”

“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,夏日要雨天,冬日要天气晴朗,万里一碧如海,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。 ”

“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,无须乎做伪。 ”

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,我称我的书斋“有不为斋”。 在一篇小品文里我自己解释说:

“我憎恶强力,永远不骑墙而坐; 我不翻跟头,体能上的也罢,精神上的也罢,政治上的也罢。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,看风头。 ”

“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。 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; 连那个想法压根儿就没有。 ”

“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,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。 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。 ”

“我一向喜爱革命,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。 ”

“我从来没有成功过,也没有舒服过,也没有自满过; 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。 ”

“我极厌恶小政客,不论在什么机构,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。 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。 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。 ”

“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,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,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。 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,永远不能两膝发软,永远不能装做伪善状。 ”

“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,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。 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。 ”

“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,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,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。 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,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。 ”

我在《生活的艺术》里说,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,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,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的一个人罢了。

别使爱情变桎梏

爱情是虚无缥缈的,但是却感人至深。 古往今来,不少的人在歌颂爱情;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在怨恨爱情。 而且在文学中,描写爱情悲剧的远比描写爱情喜剧的为多。 社会上的爱情惨案,在其他惨案中,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。

婚前的男女,在谈恋爱时期,固然会觉得甜蜜,可是婚后的夫妻,能使感情十分融洽的,却是不多的。 小之,时时闹别扭。 大之,由冷战变为热战,弄得感情破裂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?

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和微妙的,在多数情形之下,一双男女如果在爱情上没有什么芥蒂,即或争吵,也只是暂时性的,并且不会有过于严重的后果发生。 这对于婚前在恋爱时期的男女,固然如此,也对于婚后的夫妇,同样适用。 当然这里所指的在爱情上没有芥蒂,除了当事人之外,还包括第三者的关系。 如果一男一女相爱,没有第三者插手,即或彼此有什么困难,也终于可以克服,即或一时不能克服,也可以忍耐一个时期。 例如一对男女,经济情况都不理想,甚至于很贫穷,但只要情况简单,没有第三者拖累,那么他们之间的相爱,仍然是可以顺利发展的,只不过结合的时间,可能拖延一个时期而已。 如果他们除了有经济上的困难以外,还有与其他的人微妙的关系,甚至于纠纷,则爱情的发展,不但会一波三折,而且会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恶果。 夫妻之间的情况,也是如此,如果平时的争吵,只是意气用事,并无其他,那么偶尔的争吵,不是坏事,反而有助于彼此的了解。 但是假若夫妻之间的爱情,有第三者插手,彼此误会很深,那么即或平时不争吵,相处在一起,也是貌合神离,一旦遇到点火时,可能大吵特吵,使情感走向破裂。

使爱情发生变化的一个普通的原因,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当事人对于爱情有错误的观念。 例如一个已婚的男子,看见一个比自己的太太还美丽的女子的时候,便想入非非,或者感到自己的太太年纪已逐渐老了,没有过去年轻时那样具有吸引力了,便产生外求的心理,要在外拈花惹草。 使原本幸福的家庭,变得风风雨雨,愁云怪雾,笼罩一切。

事实上,这个已婚的男子,自己的年岁已不小了,只是自己贪色,在外滥用爱情,把原本融洽的夫妻感情破坏了,使原本圆满的家庭变成四分五裂了。 对妻子儿女,固然是一种莫大的损害,对于自己也并无好处,同时由于自己一念之差,使爱情变成是对自己的一种桎梏,内外的矛盾,无法打破,自己陷于良心自疚的地步,后悔往往莫及了。

世界上其所以有这样多的人,陷于爱情的烦恼之中,其中多半是咎由自取的。 对于未婚的人来说,他们到了相当年龄,渴望与异性交往,那是正常的。 可是他们对于爱情应该有正确的认识,否则一旦堕入爱河,遇到爱情上的纠纷时,就不能自拔。

我们要怎样正确地认识爱情呢?

首先,要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分清楚,即友谊是友谊,爱情是爱情,当你与异性相识的时候,不要存在和对方谈爱的心理。 爱情是友谊逐步发展而来,欲速则不达,同时爱情必须是相互的,一方勉强一方,到头来不会有快乐,只是痛苦而已。

在另一方面,不要把爱情看成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,我们固然要尊重爱情,但是却不可做爱情的奴隶。 有些人,特别是青年人,往往为了爱情而废寝忘食,抛下正当的工作不做,一片痴心。 固然令人怜惜,牺牲学业与事业,甚至于生命,的确不值。

恋爱是为了结婚,而恋爱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男女的结合。 这种结合是受社会习惯和法律上的约束的,如果违反社会习惯和法律规定,就会带来很多烦恼。 因此不打算结婚的人,最好不要谈恋爱。 打算结婚的人,谈恋爱必须理智一些,慎重一些。

对于婚后的夫妇来说,他们要做的有关爱情的工作,只是培养双方感情,创造家庭的乐趣,绝不能再涉及第三者的爱情关系,否则是害人害己,自寻烦恼。 其所以有些做丈夫或者妻子的还会有爱情的烦恼,除了夫妻之间不能谅解之外,最大的原因之一,就是一方或者双方移情别恋。

爱情本身是神圣美好的东西,其所以会变成桎梏,那完全是由于滥用的结果。

论年老——人生自然的节奏

自然的节奏之中有一条规律,就是由童年,青年,老年,衰颓,以至死亡,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身体。 在安然轻松地进入老年之时,也有一种美。 我常引用的话之中,有一句我常说的,就是“秋季之歌”。

我曾经写过在安然轻松之下进入老境的情调儿。 下面就是我对“早秋精神”说的话。

在我们的生活里,有那么一段时光,个人如此,国家亦复如此,在此一段时光之中,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,这时,翠绿与金黄相混,悲伤与喜悦相杂,希望与回忆相间。 在我们的生活里,有一段时光,这时,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,夏日茂盛的回音,在空中还隐约可闻; 这时看人生,问题不是如何发展,而是如何真正生活; 不是如何奋斗操劳,而是如何享受自己有的那宝贵的刹那; 不是如何去虚掷精力,而是如何储存这股精力以备寒冬之用。 这时,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,已经安定下来,已经找到自己心中向往的东西。 这时,感觉到已经有所获得,和以往的堂皇茂盛相比,是可贵而微小,虽微小而毕竟不失为自己的收获,犹如秋日的树林里,虽然没有夏日的茂盛葱茏,但是所据有的却能经时而历久。

我爱春天,但是太年轻。 我爱夏天,但是太气傲。 所以我最爱秋天,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,成熟,丰富,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。 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,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,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。 生活的秋季,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。 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,在丰富的经验之下,才有色调儿的调谐,其丰富永不可及,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,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,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。 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,其容貌枯白而沉思; 落日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,还开怀而欢笑。 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,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,无人确知落叶之歌,究竟是欢笑的歌声,还是离别的眼泪。 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,所以有宁静,有智慧,有成熟的精神,向忧愁微笑,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。 对早秋的精神的赞美,莫过于辛弃疾的那首《丑奴儿》:

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

我自己认为很有福气,活到这么大年纪。 我同代好多了不起的人物,已早登鬼录。 不管人怎么说,活到八十、九十的人,毕竟是少数。 胡适之,梅贻琦,蒋梦麟,顾孟余,都已经走了。 史塔林,希特勒,丘吉尔,戴高乐,也都没了。 那又有什么关系? 至于我,我要尽量注意养生之道,至少再活十年。 这个宝贵的人生,竟美到不可言喻,人人都愿一直活下去。 但是冷静一想,我们立刻知道,生命就像风前之烛。 在生命这方面,人人平等,无分贫富,无论贵贱,这弥补了民主理想的不足。 我们的子孙也长大了。 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过,各自过自己的生活,消磨自己的生命,在已然改变了的环境中,在永远变化不停的世界上。 也许在世界过多的人口发生爆炸之前,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,成百万的人还要死亡。 若与那样的剧变相比,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个太平盛世呢。 若使那个灾难不来,人必须有先见,预做妥善安排。

每个人回顾他一生,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做所为已然成功,也许以为还不够好。 在老年到来之时,不管怎么样,他已经有权休息,可以安闲度日,可以与儿孙,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,享受人中至善的果实了。

我算是有造化,有这些孩子,孝顺而亲爱,谁都聪明解事,善尽职责。 孙儿,侄子,侄女,可以说是“儿孙绕膝”了,我也觉得有这样的孩子,我颇有脸面。 政治对我并不太重要。 朋友越来越少,好多已然作古。 即使和我们最称莫逆的,也不能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 我们一生的作为,会留在我们身后,世人的毁誉,不啻风马牛,也毫不相干了。 无论如何,紧张已经解除,担当重任的精力已经减弱了。 即使我再编一本汉英字典,也不会有人付我稿费的。 那本《当代汉英词典》之完成,并不比降低血压更重要,也比不上平稳的心电图。 我为那本汉英字典,真是忙得可以。

我写完那好几百万字的巨册的最后一行时,那最后一行便成为我脚步走过的一条踪迹。 那时我有初步心脏病的发作,医生告诉我要静养两个月。

时代与人

据说这个时代是伟大的,但是时代伟大与否须看这时代的人是否伟大。 时代错误,误把二十世纪当做十六世纪,固然老朽,然而根本失了人格,喘着气急忙忙趋新鹜奇的投机主义者,也不足为伟大的时代增光。 所以这个时代是否伟大,也是看有无伟大的人。 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点缀。

现代中国人脾气,近于美国,不近于英国。 美国是未成年的儿童国,忽而麻雀,忽而哥而夫,忽而Crossword puzzle,哄,哄,哄一年半载便都忘却,又去赶最新的热闹。 麻雀、哥而夫、Crossword puzzle就是玩具,而儿童非有玩具不可,而且玩具非迎新弃旧不可。 在哥而夫时行之际打麻雀即名之为落伍。 全国就是这样哄哄哄度岁月。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国民之伟大处。

英国人便稍许不同,高洋楼不大肯造,旧名词不大肯改,剃头机关椅不大肯坐。 美国人跑到伦敦King’s way理发室看见只有平平正正的坚厚的木椅,暗笑英国人落伍。 然而英国人以为坐在木椅理发仍然就可以过活,而且暗中窃笑全美国人民就是被广告术哄骗的儿童。 英国人是不大会受广告欺弄的。 这也许就是英国国民之伟大。

美国报纸论调是降低以就市井无赖的,编排要叫街人注目,杀人放火新闻必列第一版。 英国报纸是比较镇静的,循规蹈矩而来,论调太肤浅下流,就要遭人鄙薄。 两国报纸各有高下两种,但是大体上有这个分别。

美国人因电气风行,戏台演剧全然没落,如Schubert Theatres也要倒闭。 伦敦的演剧却仍然与电影并行。 我私衷是佩服英国人,而不佩服美国人的。

牛津、剑桥大学许多图书馆没有卡片索引,许多寄宿舍没有凉热水管。 然而剑桥学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间唯我独尊,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谁为独尊皆不在乎。 此数大学皆能保存其个性,虽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时似乎落伍,然而一九三〇年时代自身消灭之后,牛津、剑桥仍岿然独存,并不会随一九三〇之风尚以消灭。

是的,人须有相当的傲慢。 辜鸿铭、康有为是傲慢的,不是投机的。 辜、康虽然落伍,仍然保持一个自己。 与时俱进加入国民党之军阀虽然博得革命,却未必是“迈进”的时代的光荣。 罗文幹的外交政策已经落伍,然而罗是傲慢的,不是投机的,一时代多傲慢的人,时代就会伟大。

也许资本主义诸国都要消灭,但是英国消灭必最后,此可断言。 我不大相信英国会落伍。 英国所落伍的,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。

然而中国又与美国不同。 美国投机而同时有容忍批评的文化,中国人却是投机而加以笼统。

凡是舶来货都是好的。 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。 这是中国人的笼统。 富家不肖子弟不能开发先人遗业,只数家珍以示人,固不足取。 然富家子弟卖祖上园宅去买汽车、造洋房,未必是兴家之象。

凡是文言都是坏的,而不能评鉴文言文学中之真伪货色,便是笼统。 甚至认语录为文言,因不看而加以定罪,也是笼统。 凡是白话都是好的,而对于食洋不化的白话四六,不能加以纠正,也是笼统。

把文学根源所在之“性灵”糊里糊涂认为白话、文言文学上的问题,也是笼统。 西洋文学中之individuality,personality便是好,中国文学里之“性灵”便是不好,也叫做笼统思想。

这样下去,中国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。 因为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,所以这个时代(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时代)也不会为后人称为伟大。

因周作人不投机,所以周作人“落伍”了。 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没落以后,周作人文章不会跟着消灭。 一九三〇年间哄哄哄者恐要消灭。 所以趋时虽然要紧,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。

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者,先已失去自己,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。

在这熙熙攘攘、世事纠纷的世界,只有一字可做标准,就是“直”。 一人宁可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,不可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。 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,至少良心无愧,落伍得痛快,落伍得傲慢。 而且即使一时见解错误,尚有生机。 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者,方寸灵明已乱,不可救药。

本文选自《林语堂谈人生》

作者: 林语堂

出版社: 哈尔滨出版社

出版年: 2009-10

编辑 wei

图 网络